路遥逝后，和他的夫人林达做过同学的邢仪拎着画布和油画箱，奔赴黄土高原那个在通信地址上叫作延川县黑龙关乡刘侯家屹崂行政村郭家沟自然村的小山沟探访路遥的养母。半个月后，她返回北京，带回三幅画，一沓速写，还有一本记录着她的行踪和感受的日记。
她请笔者看了她的画，也看了她的日记，然后问：“你能体味老人在路遥去世后那令人心颤的生存况味吗？”
下文摘自《英才》1998年6月号，白描文。
邢仪赶往老人家这天正逢集，川道里的土路上不断走来三三两两的行人和坐满婆姨女子的毛驴车。陪同邢仪的县文化馆干部冯山云突然跳下自行车，说刚刚照面过去的那辆毛驴车上好像坐着路遥他妈。两人掉头追上去，果然老人在车上。老人怀里抱着一只篮子，听人喊她，待看清眼前的人，急急从毛驴车上爬下来，掩藏不住满心欢喜地对邢仪说：“七八天前县上就有人捎话说你要来，这阵可来了，走，回喀！”
邢仪随老人回到家中。家中三孔土窑，是几十年前掏掘的，岁月的风雨早已使土窑破败不堪：没有院墙，窑内窑外的泥皮大片驳落，从来就没有刷过油漆的门窗更显粗糙破旧，不知是哪个年节贴在窑门上的对联，残片仅存，字隐色褪。老人怕孤独，一孔窑洞里招了一户远门亲戚住着，好赖算是个伴儿，一孔窑洞堆放杂物，一孔窑洞留给自己住。与老人为伴的还有家中饲养的十只鸡。
老人知道邢仪是来为她画像的，告诉邢仪，儿子去世后，时不时有些不相识的人来看她，有的说是记者，问这问那，有的给她照相，还有的扛着机器说是要给她录电视，前阵子县上的人还领来一个日本人，让她摆了很多姿势，甚至让她比划着做出担水的样子，照了很多相拿回日本去了。对于这些来到这个土窑洞里的人，老人都怀有一种感激和欠亏的心情，对邢仪同样如此，说她老了老了还要害人为她惦挂操心。
老人是路遥的养母，也是亲伯母。17岁上，她的家里收下60元彩礼，将她嫁给了清涧县石嘴驿王家堡一户王姓人家。王家兄弟二人，她嫁的是老大，两年后，老二也用毛驴驮回了新媳妇。老二讨回的这媳妇，比大媳妇的身价可高多了，彩礼一万块，尽管当时使用的货币比两年前贬值了许多，可也是大媳妇的彩礼翻多少个跟头也追不上的。对此，大媳妇心里没有半点不平，而且这老二媳妇是她一手操办娶进门的，人家模样俊，身架好，心灵手巧，哪样都比她强，彩礼不超过她就冤了人家。她的心里顺顺溜溜，兄弟妯娌和睦相处。命运也是个怪东西，从开始到后来，在王家两媳妇之间，它似乎更青睐老二窑里那个后进门的女人。这女人很快就为王家添丁续口，头胎就是个儿子，后来又生下四男三女，而老大窑里的女人生倒是生了三个娃娃，然而不是“四六风”就是一些说不清的怪病早早就夺去了娃娃的命，一个也没有抓养活。
路遥是在幼年时过继到伯父门下的。路遥在兄弟姊妹中是老大，懂事早，长得也壮实，将他过继给伯父撑起王家另一爿门户最为合适。
那一年路遥7岁，父母给起的大名叫王卫国。
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心里踏实下来。儿子就是他们未来的指靠，是他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盼头。他们喜爱这个儿子，家里光景过不到人前，不像样儿，但破衣烂衫，总想让儿子穿得暖一点，粗糠野菜，总想让儿子吃得饱一点。在遭饥荒的年月，儿子饿得面黄肌瘦，母亲硬是拉下脸面撑起腰杆走出门去，讨饭都要为儿子讨回一口食来。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
村里的学校又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孩子背上书包，路遥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他把热烘烘在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亲张口。一天早晨，母亲却把他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上一个书包，轻声说：“上学去吧！”
那一刻，路遥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陕北山沟里的娃娃上学，识几个字就行了，谁也没指望娃娃喝几滴墨水就能成龙变虎。村里的学校只有初小，也就是一年级至四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小，只有县城才有。迈进高小的门槛不容易，但路遥却考上了。随后的问题是，他的家庭有没有能力送他去县城读书？
父母亲没有犹豫，儿子坐进县城的教室里了。
儿子是背干粮上学的。
高小毕业，路遥在不到20％的录取率中考取了初中，这是1963年。三年饥荒灾害拖留下来的长长阴影，仍笼罩着陕北高原。能否再把他送进中学校门，能否再供这个已长成半大小伙子、在生产队差不多已顶得上一个劳力的儿子继续读书，是父母亲面临的又一次抉择。他们再次艰难而明智地作出了后来令他们感到无限欣慰的决定。当他们把儿子送进县城中学大门的时候，实际上已为儿子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个大门连通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老人和邢仪自然要谈到林达，婆婆对这位儿媳妇至今怀有一种感念的心情。老人对邢仪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没有林达，儿子在延安城里念书，肯定要受苦。儿子生前两人闹矛盾，后来有人在她面前对林达说长道短，她不愿往耳朵里听。老人对邢仪说：“林达棒价。”“棒价”是陕北土话，意思是不错、挺好。老人还感叹地说，前阵子，林达从北京还托人给她捎来八百块钱，“人嘛，还贪求啥哩，人家的好处咱要记住。”
儿子从生病到去世，没有人告知过她。
当村里那个小女子在那个傍黑天跌跌撞撞奔到她面前，转颜失色地说：“婆，婆，我路遥叔殁了！电视上刚报的！”她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儿子好好的咋就能殁了呢？谁也没给她说过儿子有啥病症呀！她巴望是小女子听错了，可小女子却说没听错，电视上还有路遥叔的像，她顿时觉得像天塌地陷一般，两眼一黑，栽倒在炕上。
路遥大学毕业到西安工作后，被事业所累，回家次数并不多，有时回陕北深入生活，抽身回家看看，也是来去匆匆。问老人生活得怎么样，老人总回答说好。路遥在家呆的时间最长一次，是和吴天明一块在延川拍电影《人生》，在家住了20多天。那20多天是路遥父母老两口心里最快活、脸上最风光的日子……路遥生前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他去世半年前，母亲没有从他身上看出任何毛病，还是那么喜欢家乡的口味，还是那么喜欢她做的饭，那一顿洋芋馇馇豆钱钱饭，他吃了那么多，吃得直打饱嗝。
兴奋的母亲不知道这是她与儿子的诀别！
路遥病倒后，有关单位通知了他的几个弟弟。在他病重期间，五弟从清涧老家赶来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弟弟们也许是不愿让家中老人感情受煎熬，也许是认为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路遥病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告诉陕北的老人。路遥去世，治丧委员会决定接陕北老人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最终不知何故老人没有接来，现在清楚的是，弟弟们仅仅通知了清涧老家的父母，而延川的老母对于一切竟毫不知晓——这位可怜的母亲被人遗忘了。
路遥去世后，延川老母的命运和生活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关心，陕西作协按照国家有关政策，除一次性抚恤金外，每月定期还给老人以经济补助，有时还派人去陕北看望老人。西安一家杂志社向社会发起募捐活动，募集到资金15000元。考虑到老人家庭中的实际情况，这些钱没有全部交到老人手里，而是由县民政局设账管理，并规定了严格的领取办法。原则上，募集到的钱作为基金存了起来，以利息补贴老人生活所需，这笔利息加上作协的补助，老人每月可以领到250元。这250元钱，除老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代领，而家中如遇急需花钱的事情，必须由乡上出具证明，县民政局和银行共同研究，才能在固定的生活费之外列支，这钱同样必须亲手交与老人。
一笔数目并不大的钱，却让人煞费苦心！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为了保护老人的利益呢？
路遥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延安人把路遥的骨灰接回陕北，隆重地安葬在延安大学校园内的文汇山上。母校骄傲地送出了自己的优秀学子，最终又深情地迎回了自己的学子。而那位曾同样将儿子送出门的母亲，却只能背依那棵老槐，永远无望地守望。
在她75年的生命岁月中，至今，她尚未去过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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